淮安縣鵝錢鄉(xiāng)經驗：中間不動兩頭平

這是李新講述的《關于土改中的非主流敘事》中的一句話。

李新先生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老前輩。建國之初他已做到西南局秘書長這樣的部級高官，但很快就自愿去人民大學從事教育工作，后又調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他就像從“一二·九運動”開始參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識分子一樣，也是從學潮、抗日、革命的潮流中一路走來；不一樣的則是他以史家“秉筆直書”的傳統記錄了許多不為人知不為人道的史事。

他接在上面的話后面的一句話是：事實證明，土改演化成土改加整黨后，在一些地區(qū)導致了基層政權的“塌臺”。

李新在他的回憶中談到1947年的事。當時任河北永年縣委書記的他，在參加完延安的全國土地會議后，返回永年的一次視察農村工作。

剛到一個村子，一位抱著孩子的中年婦女就趕來哭哭啼啼哀求他：救救孩子，孩子燒了幾天，沒有醫(yī)生，沒有藥！李新聽罷皺著眉頭向另外一個農民模樣的村干部問道：醫(yī)生呢？藥鋪呢？村干部無奈地回答：上次土改復查，說我們這里不徹底，于是大伙把藥鋪中的東西分了，連藥都分了。沒了藥，醫(yī)生只好走了！李新著急地追問：那能不能讓村干部們把醫(yī)生和藥都找回來呢？對方低下頭說道：整黨中村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盡力而為吧！

為何土改整黨竟然搞到“藥鋪平分，干部躺倒”的局面呢？此事還要從1946年的“五四指示”說起。抗戰(zhàn)勝利后，各根據地的群眾運動風起云涌，農民搞減租減息、清算、反漢奸和反黑地。隨著群眾運動的節(jié)節(jié)升溫，他們最終沖破了減租減息的政策藩籬，開始分搶地主們的土地。因此，一道難題擺在了各根據地領導人面前：是根據以往的經驗冷凍群眾運動堅持減租減息政策呢，還是打破政策界限發(fā)動群眾繼續(xù)高歌猛進？1946年4月中旬，中共華中分局書記鄧子恢首先向中央報告了華中的情況：淮安縣石塘區(qū)數千農民集體進城，拘押地主回鄉(xiāng)，清算剝削賬。中央負責這一工作的劉少奇立即表示：目前的算賬運動可以針對大地主、惡霸及漢奸化了的地主，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和富農。聽罷指示，鄧子恢趕緊電令華中各地要冷靜，“不能引起地主階級恐慌”。可聽了晉冀魯豫中央局第一副書記薄一波和山東分局副書記黎玉的匯報之后，劉少奇意外地發(fā)現，原來冀晉魯豫、山東等地竟然和華中根據地一樣，農民普遍開始奪取地主的土地了！政治上極為敏感的劉少奇，與中央其他領導人商量之后，隨即改變了此前的觀點，認為：我黨不能不擁護群眾解決土地問題的行動。這下可弄得鄧子恢手忙腳亂了，剛剛電令群眾冷靜的他又急忙發(fā)電報：華中群眾目前要大膽放手，不能束手束腳。

之后，在大部分解放區(qū)，對于漢奸和惡霸地主以外的一般地主的土地，繼續(xù)通過清算方式收歸農民所有的。即利用清算租息、清算額外剝削、清算無償勞役、清算轉嫁負擔、清算霸占吞蝕和人權污辱等種種方式，使地主的土地在償還積債、交納罰款、退還霸占、賠償損失等名義下，轉移、折算或出賣到農民手里。

而華中解放區(qū)，華中分局于1946年5月中旬派出工作組，以分局民運部副部長李堅真為組長，在淮安縣鵝錢鄉(xiāng)進行土改工作試驗。在鄧子恢的指導下，創(chuàng)造了“中間不動兩頭平”的新鮮經驗，及時糾正了土改中“左”的和右的偏向。所謂“中間不動兩頭平”，即堅決不動中農的土地，只將地主所有土地、富農出租、佃進的土地拿來與雇、貧農均分。鄧子恢親自總結了鵝錢鄉(xiāng)土地改革的成功經驗，并在華中解放區(qū)加以普遍推廣，還把這個經驗上報中央，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和肯定。后來在1947年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上，在淮安鵝錢鄉(xiāng)最先實行的“中間不動兩頭平”的土地政策被中央肯定為“最堅決的土改路線”。